“2007年才牺牲，还是一个女同志，怎么一张照片都没有？” 筹备两年的市公安博物馆终于开展，在英模人物一栏里，却有一名叫韩荔的女民警没有照片，这让前来参观的市领导很生气。

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回答的语气里，竟然有几分迟疑：“这……这事……”

随后，他讲述了一段感人而又沉重的往事。

1970年，随着三线建设的一声令下，三家来自上海、辽宁和黑龙江的大型国防工厂，按照“靠山、分散、隐蔽”的选址原则，先后搬迁到广西的这座城市，搬进周边的大山里，藏进山洞深处。即便从高空俯瞰，也很难发现厂区的面貌。

上海厂是最先到达的。

途中，当专列临时停靠在一个小火车站时，意外发生了：

车工蔡师傅的5岁小女儿，在站台上跑丢了。

发现孩子丢了的时候，离开车只有两分钟。

蔡师傅夫妇哭了，全厂职工也都急得团团转。

厂领导闻讯都来到跟前，可谁也没有办法。

要知道，那时的三线国防工厂，纪律比部队还严格。

听得开车的铃声响了第三遍，蔡师傅红着眼睛，一把拉起瘫软在站台上的妻子，大吼一声：“走！”

厂长的眼泪顿时下来了：“老蔡，到了地方，我们马上安排人回来找！”

当地老乡把小女孩送到了站台上。老乡特别纯朴，说反正你们都是一起的，就把孩子捎给她爹娘吧。

这趟火车只停靠几分钟，没有时间和老乡们仔细解释，辽宁的工人们只好带上这个孩子。

也巧了，这个厂子有位韩师傅，没有小孩，一路上特别喜欢这个小姑娘。

大家就说，老韩啊，要是找不到她爹妈，你就收养了她吧。

上海厂就是后来的曙光厂，辽宁厂就是星火厂。两个厂分属两个系统，一东一西，分别藏在城市两端的大山里，距离上百里。

那时的三线军工企业，纪律严明，管理严格，加上高度保密，这使得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往来，孩子自然也就回不到父母身边。

上海搬迁来的曙光厂，甚至至今也很少有人能说清：他们当年的产品究竟是什么。

那时候，工人出入都是统一行动，休息日集体乘班车下山进城。

返回时，要求极为严格，哪怕你正理发理到一半，也得迅速赶回乘车地点，班车绝不多等你一分钟。

几年后，一次意外的机会，蔡家知道了女儿的下落。

曙光厂进行一项技术攻关，急需一种特殊材料，经逐级请示，北京破例同意，让他们就近向星火厂求援。

在这个技术攻关小组中，就有车工蔡师傅。

蔡师傅一行在星火厂待了三天。第三天中午，大家去食堂吃饭，和子弟小学放学的孩子们擦肩而过，蔡师傅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女儿。

尽管已经长成了小姑娘，可那份刻骨铭心的记忆，是不会欺骗一个父亲的。

随后，双方厂领导坐在一起，展开了一场艰难的谈判。

星火厂的领导承认，孩子是在那个小火车站捡的，全厂人都知道孩子的来历。

但是，“能不能缓一缓再说？韩师傅的爱人受不了这里的艰苦，早和丈夫离婚回辽宁了。现在，这姑娘和她爸爸相依为命，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。”

曙光厂的领导当然不答应，坚持要把孩子带走。

韩师傅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，一声不吭。但他的沉默、他通红的眼睛，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压力。

终于，星火厂的领导叹了口气，亮出了底牌：“按说不该告诉你们，可是……这么说吧，我们生产的每一个部件，不经韩师傅的手，谁也不敢放行出厂。那可是要上天的东西。韩师傅身上出了任何事，我们都得向北京报告。”

会议室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，谈判陷入僵局。

最后，曙光厂的蔡师傅站起身来。

只过了半天的时间，他的嗓子就哑了，但他说的每一个字，都让在座的人听得清清楚楚：“孩子，我不领走了。我们来三线，就是牺牲来的。不能耽误国家的事。”

蔡师傅回厂后，一下子病倒了，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妻子。

因为妻子自从女儿丢失后就生病了，整天恍恍惚惚的。一旦她犯病，蔡师傅就得寸步不离地跟着她。

很快，小姑娘韩荔知道了这一切，可她什么都没说，也没有要求回去看亲生父母。

从此，她就像心里结下什么疙瘩似的，一直郁郁寡欢，形单影孤，不爱照相，到四十多岁也没有恋爱结婚。

韩荔自愿留在深山，在星火社区当管片民警。

即便现在，这个社区仍然很偏僻。厂区废弃多年，家属楼显得陈旧、颓败，唯一的那条进山公路，年久失修，坑坑洼洼。

她是一个优秀的片警，对星火厂的老职工很有感情。

韩荔牺牲后，韩师傅销毁了她所有的照片，包括灵堂上悬挂的那张遗照，甚至连韩荔户口档案里的照片，也被他要出来销毁了。

在筹办市公安博物馆时，宣传处到处找不到她的照片。

幸运的是，市公安博物馆开展第五天，终于找到了一张韩荔的照片，是她照料多年的一位老奶奶收藏的。

大家发现，韩荔很漂亮，带着江南女子的那种秀美和温婉。

参考资料：

张彻：《太阳移过山顶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