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2007年才牺牲,还是一个女同志,怎么一张照片都没有?” 筹备两年的市公安博物馆终于开展,在英模人物一栏里,却有一名叫韩荔的女民警没有照片,这让前来参观的市领导很生气。
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回答的语气里,竟然有几分迟疑:“这……这事……”
随后,他讲述了一段感人而又沉重的往事。
1970年,随着三线建设的一声令下,三家来自上海、辽宁和黑龙江的大型国防工厂,按照“靠山、分散、隐蔽”的选址原则,先后搬迁到广西的这座城市,搬进周边的大山里,藏进山洞深处。即便从高空俯瞰,也很难发现厂区的面貌。
上海厂是最先到达的。
途中,当专列临时停靠在一个小火车站时,意外发生了:
车工蔡师傅的5岁小女儿,在站台上跑丢了。
发现孩子丢了的时候,离开车只有两分钟。
蔡师傅夫妇哭了,全厂职工也都急得团团转。
厂领导闻讯都来到跟前,可谁也没有办法。
要知道,那时的三线国防工厂,纪律比部队还严格。
听得开车的铃声响了第三遍,蔡师傅红着眼睛,一把拉起瘫软在站台上的妻子,大吼一声:“走!”
厂长的眼泪顿时下来了:“老蔡,到了地方,我们马上安排人回来找!”
当地老乡把小女孩送到了站台上。老乡特别纯朴,说反正你们都是一起的,就把孩子捎给她爹娘吧。
这趟火车只停靠几分钟,没有时间和老乡们仔细解释,辽宁的工人们只好带上这个孩子。
也巧了,这个厂子有位韩师傅,没有小孩,一路上特别喜欢这个小姑娘。
大家就说,老韩啊,要是找不到她爹妈,你就收养了她吧。
上海厂就是后来的曙光厂,辽宁厂就是星火厂。两个厂分属两个系统,一东一西,分别藏在城市两端的大山里,距离上百里。
那时的三线军工企业,纪律严明,管理严格,加上高度保密,这使得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往来,孩子自然也就回不到父母身边。
上海搬迁来的曙光厂,甚至至今也很少有人能说清:他们当年的产品究竟是什么。
那时候,工人出入都是统一行动,休息日集体乘班车下山进城。
返回时,要求极为严格,哪怕你正理发理到一半,也得迅速赶回乘车地点,班车绝不多等你一分钟。
几年后,一次意外的机会,蔡家知道了女儿的下落。
曙光厂进行一项技术攻关,急需一种特殊材料,经逐级请示,北京破例同意,让他们就近向星火厂求援。
就这样,曙光的总工程师带领技术攻关小组,走出大山,穿过城市,进入另一头的大山,走进了星火厂的大门。在这个技术攻关小组中,就有车工蔡师傅。
蔡师傅一行在星火厂待了三天。第三天中午,大家去食堂吃饭,和子弟小学放学的孩子们擦肩而过,蔡师傅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女儿。
尽管已经长成了小姑娘,可那份刻骨铭心的记忆,是不会欺骗一个父亲的。
随后,双方厂领导坐在一起,展开了一场艰难的谈判。
星火厂的领导承认,孩子是在那个小火车站捡的,全厂人都知道孩子的来历。
但是,“能不能缓一缓再说?韩师傅的爱人受不了这里的艰苦,早和丈夫离婚回辽宁了。现在,这姑娘和她爸爸相依为命,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。”
曙光厂的领导当然不答应,坚持要把孩子带走。
韩师傅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,一声不吭。但他的沉默、他通红的眼睛,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压力。
终于,星火厂的领导叹了口气,亮出了底牌:“按说不该告诉你们,可是……这么说吧,我们生产的每一个部件,不经韩师傅的手,谁也不敢放行出厂。那可是要上天的东西。韩师傅身上出了任何事,我们都得向北京报告。”
会议室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,谈判陷入僵局。
最后,曙光厂的蔡师傅站起身来。
只过了半天的时间,他的嗓子就哑了,但他说的每一个字,都让在座的人听得清清楚楚:“孩子,我不领走了。我们来三线,就是牺牲来的。不能耽误国家的事。”
蔡师傅回厂后,一下子病倒了,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妻子。
因为妻子自从女儿丢失后就生病了,整天恍恍惚惚的。一旦她犯病,蔡师傅就得寸步不离地跟着她。
很快,小姑娘韩荔知道了这一切,可她什么都没说,也没有要求回去看亲生父母。
从此,她就像心里结下什么疙瘩似的,一直郁郁寡欢,形单影孤,不爱照相,到四十多岁也没有恋爱结婚。
韩荔自愿留在深山,在星火社区当管片民警。
即便现在,这个社区仍然很偏僻。厂区废弃多年,家属楼显得陈旧、颓败,唯一的那条进山公路,年久失修,坑坑洼洼。
她是一个优秀的片警,对星火厂的老职工很有感情。
韩荔牺牲后,韩师傅销毁了她所有的照片,包括灵堂上悬挂的那张遗照,甚至连韩荔户口档案里的照片,也被他要出来销毁了。
在筹办市公安博物馆时,宣传处到处找不到她的照片。
幸运的是,市公安博物馆开展第五天,终于找到了一张韩荔的照片,是她照料多年的一位老奶奶收藏的。
大家发现,韩荔很漂亮,带着江南女子的那种秀美和温婉。
参考资料:
张彻:《太阳移过山顶》
市公安博物馆蔡师傅韩师傅韩荔星火厂发布于:天津市声明: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,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,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。